中华文明溯源的历程及收获
近期，“‘中华文明起源’系列展之：看·见殷商”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展出。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商代文明大展，全面重现灿烂的殷商文明图景。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至考古学建立初期，但学者普遍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探索，并未赋予“文明”“社会复杂化”“国家起源”“社会形态”等底色，当时讨论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和谱系问题。1985年，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较早阐述了文明的定义、文明的标志等，提出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的文明起源三要素说。夏鼐认为，相当发达的青铜业冶铸技术与铜器上的纹饰，甲骨文字的结构与特点，陶器的形制与花纹，玉器的制法与纹饰等最能代表商文明的发达。
与此同时，苏秉琦建立的考古学区系文化类型理论，为讨论各地区文明起源奠定了理论基础。苏氏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和“多源一统”的观点，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安志敏等学者对满天星斗说的反驳及张光直的相互作用圈、严文明的中华文明重瓣花朵式等理论的重构，奠定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理论的总体框架。
2004年夏，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学者联合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开展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深入探讨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模式、动力、机制，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的互动及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的比较等课题，以上探讨涉及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等重大问题的理论概括。在世界文明起源的背景下，讨论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特征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逐步完成对“区系类型”“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等已有理论的综合研究，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进程的认识。
展开剩余74%中华文明探源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自中国考古学建立之初，李济先生长期将商代视为中国文明的开始，直到20世纪60年代，徐旭生仍然认为，只有到殷墟时代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把殷墟之前年代不太可考的一千余年叫做传说时代。商代是青铜手工业从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中国青铜文化进入鼎盛时期。殷墟出土的妇好鸮尊，构思巧妙，造型雄奇，生动传神；出土的亚长牛尊，造型奇特瑰丽，纹饰繁缛精美，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山东苏埠屯出土的一对青铜亚丑钺，制作精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带鋬觚形器，造型独特，为目前全国考古发现中的孤品，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铜鹰形铃，呈现出古蜀文明浓郁的地域特色。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兽面纹青铜胄、蝉纹青铜大刀设计精美，纹饰美观，既有中原风格，又有独特个性，呈现了南方商代青铜器的特色。李济先生由殷墟“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和政治组织”，断言其所表现出的中国文明，“不但相当进步，而且已臻成熟”。夏鼐先生亦认为，“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显然，他们均认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远在商代之前。
当代考古学家指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该阶段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标志。“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两者是文明社会孕育和产生的不同阶段，先有文明因素的积累，然后再有社会质的变化。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学者提出了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新的标准，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标准基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模式，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在打破文字、冶金和城市旧的文明三要素的桎梏之后，中国学者提出了“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4300年—3800年前后的古国时代的第三个阶段，“中原和北方地区开始新一轮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学者指出，这一基于中国考古学的大量发现与丰富例证的新的标准，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明仅有3300年的认知局限扩展到距今5000多年。这一进入文明社会的新的标准也适用于国际社会上的其他原生文明。中国学者提出的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
系统阐发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积极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三大体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绝、连续发展的古老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特征，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李济先生在早期的著述中，曾以商代文明为例，对中华文明呈现出的本土起源与连续发展，多元影响与综汇互鉴等特征予以系统的阐发。李济先生指出，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从长达数十万年的史前时期逐渐演变过来的”，“商的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文化源流”。李济先生的论述实际上已触及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统一性和创新性等突出的特性。这些突出特性的形成，显然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成果。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技术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被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中国学者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深刻系统阐发，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迄今为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如文明演进过程特别是文明在一个文化内部产生、发展、变化甚至衰落的过程受到漠视，所谓坛、庙的发生发展过程甚至功能的研究，都停留在平面的定性层次上，体现礼制和社会分层的诸因素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区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有无区别，礼制和社会分层现象是怎样从无到有发生，又是如何融入三代社会中去的，都缺乏具体的定量研究，从而影响到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深层次探讨。在各个地区文化发展的机制不很清楚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对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截然相反的认识，因而无法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机制、动力等问题获得正确的认识。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还存在学科理论贫乏、方法滞后、术语共识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一些学者对于不同学科学术概念使用缺乏共识，把不属于同类的科学问题混为一谈，从而造成一系列学理混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仍任重而道远。这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彰显出中华文明溯源具有历久弥新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周书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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